天才、人才、庸才、媚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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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才、人才、庸才、媚才／文﹕吳康民


【明報專訊】曾被林彪譽為千古天才的毛澤東，都曾慨嘆「人才難得」。可見天才、人才都是寶貝。


港人高錕獲得諾貝爾獎，《人民日報》的評論認為﹕「高錕是幸運的，他自幼在寬鬆的環境下成長」，說到點子上了。寬鬆的環境，也就是自由思想的環境，是培養人才的第一要素。


《人民日報》也談到，「有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」，有「自由的心靈」，「才能輕裝跋涉，找到這自由的王國」。這些言論完全正確，雖然官報大膽地說出人們心裏頭的話，可是現實生活上並不都是如此。


港人崔琦同樣得諾貝爾獎，當年我曾在本報撰文評論。崔琦出身河南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，據說他的父母都是文盲。只是一個機緣，他來港就學中學，後來負笈美國，終於成為大科學家。如果他長期在家鄉務農，沒有得到良好教育，他會得到諾貝爾獎嗎？


天才也要靠後天培養


人類是有天才的，這由基因決定。但天才也要後天的培養，才能成為人才。天生和後天培養大概各佔一半吧。有天生聰敏的資質，後天得不到培養，可能默默無名度過一生。天生不算聰明，但後天得到培養，勤奮好學，終於成為人才，這種例子多得很。中國廣大農村的眾多少年兒童，由於得不到良好的教育，埋沒了多少天才？有說教育是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階梯，這話一點不假。沒有教育，既會埋沒天才，也出不了人才。


但教育制度的好壞，社會環境的寬鬆與否，也決定了培養成才的機率。


歷來有8位華人獲得諾貝爾化學和物理獎，但一律是美國籍，都在美國接受教育和進行尖端科學研究的，為什麼？


於是，每每在內地出現了如此這般的議論﹕什麼時候中國內地的學人才能獲得諾貝爾獎？「諾貝爾獎離我們多遠？」


中國大學缺乏創造性思維


今年5月在南京召開第4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，世界許多著名的大學校長，對中國的高等教育作出一些不太客氣的批評和忠告。


美國史丹福大學校長漢尼斯表示，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，主要在質量建設上，如果要迎頭趕上，快則20年，慢則需要50年！


英國牛津大學校長漢密爾頓說，中國學生往往不敢去挑戰學術權威，發表不同看法，沒有自主地進行創造性思維。


美國耶魯大學校長萊文指出，美國教育模式是強調互動式討論，主動式去立論，我們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，而是要解決問題。


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也說，尊師重道是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。學生尊重權威，百分之百相信老師，因而未能創新。


天才不能脫穎而出


以上都是比較含蓄的話。應該說，現代中國已經長期形成一種唯上的風氣，崇拜領導，執行指示，對領導的「重要講話」，理解不理解都要執行，否則被認為是離經叛道，異端邪說。在這種氣氛下的大學，如何能培養出挑戰權威，有創造性的思維？


加上社會上在意識形態中的條條框框太多，束縛人們的思想，於是天才不能脫穎而出，人才也就是如「倒模」一般。獨立不群的早就被扼殺在萌芽狀態，敢於抗爭的更受到罪刑伺候！


於是眾多的庸才出現了。


庸才也並不是天生不聰穎，而是在這個大氣候下，被塑造成一個循規蹈矩，蕭規曹隨，上行下效，四平八穩，面面俱圓，「孺子可教」的「乖學生」。這種人容易脫穎而出，各方面都能接受，不少便平步青雲，能夠佔據要位。


庸才比奴才、媚才要好


庸才還是好的。更壞的是吹牛拍馬，阿諛奉承，寡廉鮮恥，貪污腐化之輩。再由他們組成一幅升官圖，這才是最可怕的。這些奴才實際上是「媚才」。在現實生活上我們見得還少嗎？雖然有個別這樣的奴才因東窗事發而下馬，但在台上的仍然不少。現已叛逃美國的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鄭華，自稱最善於和領導相處，於是受先後兩位社長重用，這便是媚才的典型例子。


要解決這個人才問題的關鍵是制度。還是鄧小平說得好﹕「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」。


俗語說﹕「槍打出頭鳥」，又有人說，中國是「精英淘汰制」，有才能的往往在「槍打出頭鳥」底下被淘汰掉了，剩下的只有四平八穩，循規蹈矩的。但也不完全這樣，過去鄧小平由於他一言九鼎的威信，便提拔過胡耀邦、趙紫陽、朱鎔基、胡錦濤、王兆國等人才。如果不是他，這些人也許不能成為重要領袖人物。


但靠領導人威信提拔的人才，提拔對了，當然很好，但如果一如毛澤東提拔林彪和江青，禍國殃民，那就糟透了。


總之，提拔和培養人才，需要有一個良好的民主制度，寬鬆的社會環境，思想自由的氣氛。只有打破舊框框，才能「不拘一格降人才」！


吳康民 [email protected]